《中国有多特殊》是一个动荡多变的世界，是一个思想激辩的时代。每个人，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然而，更多人是以锋利代替了思考，径直宣泄自己的情绪。刘擎的文字，如刘瑜所说，“审慎又不是犀利，清晰却有深度”，客观不偏执。《中国有多特殊》收录了他关于众多公共事务的思考和评论，让我们去思考“自己是谁”、“为何如此”、“怎么样改变”等诸多疑问。刘擎结合政治、哲学、历史文化等众多元素，解读社会发展变化、人们思想的演进，以求让中国人能够更深入和客观的去看待、去思考。 《中国有多特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刘擎对当下热点话题的分析评论，第二部分是长评，第三部分主要是访谈，包括刘苏里和刘擎的对谈。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收入22篇文章，大致以时间为序，以专题形式，论述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各阶层与各时期国家权力的互动、乡村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以后者更为精彩。 中国农村政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非走这一步?《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正是通过回顾1903—1953年之间的农村社会历史，试图彻底厘清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和文化结构变迁的内在线索和发展方向。理清这个脉络，对认识百年中国，尤其是大规模推进现代化的近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先看132则明清笔记小说里有关八字、紫微斗数、体相、占星、风水、姓名学、测字、卜筮、扶乩的生动故事；再听王溢嘉怎样解剖中国人的命运观，探究各种命运窥探术的思维模式，以及与西方人命运观的异同，并分析孕育它们的社会条件与心理条件。

30年来，张维为教授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1980年代第一次出国感受到的震惊，到今天在海外随处可见的“中国热”；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参与国事访问，到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研究者参加国际交流，作者力求从一个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出发，来观察世界、思考中国，特别是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热点问题，再尖锐的问题，也不回避。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发展，对于国际问题的认知，应该在汲取世界智慧的同时，也用自己的价值观加以检验，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论述，客观自信地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的世界。

在写作本书时，我的主要考虑是要对中外社会人类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提出的论点进行较为全面的评述。此外，我还想通过此书的写作对社会人类学视角及其在具体研究中的运用作出一个交代。第一章是对社会人类学和中国学关系的简要评论，其目的在于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引入“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路径”，提出社会人类学与汉学人类学之问关系存在即问题。第二章总结吴文藻、费孝通等开创的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理论，但是也试图把它们放在社会人类学民族志方法问题中讨论，其中涉及的“民族志方法是否足以代表中国社会”的问题也将与中国人类学未来面向的讨论联系起来。第三章是对被称为“汉学人类学导师”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理论的评述，其焦点是中国宗族研究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分析的内在困境j听要解决的是社会人类学从“简单社会”转入“复杂的文明社会”之后出现的方法论和理论独特性问题。第四章评述的是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中国乡民社会之经济人类学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仍然与中国社会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独特性有关，但是，其切入点是“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模式的弱点。第五章概括了社会人类学者对中国宗教和仪式的论述，并力图从这一概括中提出中国文化大、小传统的关系、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历史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并主要涉及武雅士（Arthur Wolf）、马丁（Emily Martin [Ahern]）、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桑格瑞（Steven Sangren）、萧凤霞（Helen Siu）等人的理论。第六章从近年社会人类学的理论转变和“反思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的出现观察西方汉学人类学的危机，重申“汉学”与人类学关系的复杂性及其社会理论背景。第七章是围绕“本土人类学”展开的，其前一部分是有关在西方出现的本土人类学潮流的概观，后一部分则是对中国本土人类学的评论。通过国内外本土人类学的比较以及对个人经历的回顾，我试图为中国学界未来的发展提出若干可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最后，我把有关本人近年研究的介绍和一篇近作放在两个附录中，供了解本人近年力图实验的主要研究取向。 ――王铭铭

本书记载了作者强世功对香港及通过香港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书中收录了：“行政吸纳政治”的反思、“一国两制”的历史源流、基本法的形式与实质、中国的忧郁、九龙城寨与香港大学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方面，“‘中国模式’、‘大国崛起’、‘儒家文化’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还可以救世界”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另一方面，腐败丛生，贫富分化，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要求“自由、民主、宪政”，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声不绝于耳。“左派”与“右派”之争日益白热化，中国又到了路径选择的关键时期。 我们现在推崇的“传统文化”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大国崛起”是美好愿景还是春秋大梦？“普世价值”真的能救中国吗？国有企业就是社会主义吗？三十年来，我们建成了什么特色？……归根结底一句话，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曾问过无数次的问题，在当下这个发展关键期，更是不能不问。然而，问题是现下的选择太多，有用的太少。唯一的办法，就是选择被时间和实践证明过的、行得通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本书中，作者通过对李零多篇作品的解读，探讨了当下中国的路径选择，以其汪洋恣肆、言之凿凿的行文风格，提出独到的见解。 书中不乏对中国现状的思考和批判，但不流于阴暗面的痛陈，博取肤浅之众的附和。而是层层深入，揪出现实背后的种种不和谐、不公正的本质，进而，在反思和批判中寻求更好的、更适合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

1、邓小平资深翻译，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模式”最坚定的 支持者和理论研究者 2、亲历百国现实，从全球视野中比较“中国经验”，对“中国模式”做出最强有力的理论总结 —————————— “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模式”也成为了国际学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张维为教授通过自己走访一百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以国际关系学者的深厚学术背景，以其独特观察和理性分析，丰富了“中国模式”的深刻涵义，更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 本书提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中国震撼》是“中国模式”论的最坚实有力的理论著作，其归纳的“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是“中国模式”论精辟的理论总结，它将丰富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研究，同时，也让国人以及世人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崛起的事实，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 —————————— —————————— ◆ 学者推荐 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是迷信书本，还是尊重实践？张维为的《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张维为亲身观察过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取得过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我们是削足适履、屈从西方的价值观；还是实事求是，总结中国文明复兴的经验？这是张维为的观察给中外读者带来的思考。 ——陈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为教授把自己走访过的一百多个国家的事实拿来和中国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比较客观的。张教授既是在欧洲从事研究的学者，又有中国的生活背景，正视中国实情，他的视角可能是国内和西方学者都不具备的。这是他的成功之处。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张维为教授以自己亲历一百多个国家的经历，结合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提出了“文明型国家”概念，丰富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现实，已经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模式”更高远、更人性化。 ——罗伯特•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30年》 《中国震撼》之所以值得人们认真阅读，在于它引导人们去思考，每一个文明国家、人类每一种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不仅走向现代的路径不会相同，而且，现代性应有的内涵，也不可能相同。文明是历史的产物，人也是历史的产物。现代性也好，现代化路径也好，归根结底，都必须是文明国家自己的历史性的选择，都必须是文明国家最大多数人民自己的历史性的选择。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媒体推荐 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于2009年10月1日中国60周年国庆之际，刊登了张维为教授的文章：“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并加了题注：“西方应该研究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

本書中討論的是什麼是「中國」，現代中國是怎樣從古代中國逐漸形成的，這個包含了眾多民族、複雜文化和龐大疆域的「中國」，在當下面臨著什麼樣的問題？研究中國歷史繞不開這些大問題，觀察現實中國也不能迴避這些大問題。最近，迅速膨脹的中國面臨的嚴重問題之一，就是中國與亞洲和世界，究竟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如何相處？我們要承認，現代中國已經遇到很多麻煩，比如高句麗問題、東海與釣魚島問題、南海與西沙、南沙問題、外蒙古與內蒙古問題、新疆的東突厥運動以及伊斯蘭教問題、西藏及藏傳佛教問題、中印邊界問題、台灣問題，甚至還有可能死灰復燃的琉球問題等等。 當我們討論「中國」時，也不可避免會涉及「亞洲」的鄰居，比如日本和韓國，甚至涉及到西方世界。生活在這樣一個互相聯繫又互相依賴的世界裡，我們希望反思歷史所帶來的理性，可以讓我們抑制情感驅動的民族主義立場，在同一個世界中彼此尊重。 這本小書中討論這些關係到你、我、他的大問題。本書從「歷史」出發，不僅通過歷史知識認識自我，而且通過歷史知識與周邊鄰居形成一些共識。

十八大之后，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改革应该怎样继续，无论是专家学者、舆论，还是大众，众说纷纭。 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莫干山会议开始，周其仁教授就与中国每一步改革密不可分，也因此成为政府、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改革焦点人物。从“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到“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从“如何防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到“怎么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周其仁教授对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各个方面解读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未来走向，既有对过去的回望和梳理，也有对关键问题的深刻解读，同时对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教授长期以来注重实地调研，他对于改革的看法都从实际土壤中产生，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改革力作。 文摘 自序 把这些年来作者有关改革的文字集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编辑的建议。我自己觉得，这些文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编入其他文集，再编一本，可有可无。不过，出版社对读者的需要总有更多的了解，那就听她们的吧。书前也没有特别要交代的话，前一段在不同场合发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来作为序言。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8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即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即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她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会主义”——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考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久而久之，人民对那套“大词汇”就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了危机，实际上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还有延安城管的暴力执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当然也可以说，这么大个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也总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不过个人感受，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厂里面工人在干活，但车间门被反锁，着火了人也跑不出来，活活烧死！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政府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可是平时管东管西、查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就没检查、没监督。说此案暴露“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问题是缺位了怎么着？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就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延安城管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这件事发生在延安，那是共产党夺天下的圣地。要是当年也是这样的官民关系，毛主席能坐进紫禁城吗？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尊纪守法得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得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这本文集讨论的，就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如何在不改更难的预期下，继续改革的逻辑。是为序。

这本书原本是写给意大利人的，两位记者以数据为依据，以实地调查和访谈为佐证，澄清了西方人对中国移民的许多误解，将事实真相客观地展示给读者。中文版的出版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从欧洲人的视角了解生活在当地的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不可想象地辛勤劳作，最大限度地攒钱，然后自己当老板。他们在意大利生活、创业、做生意，开工厂，改变着意大利；他们在意大利做石匠、种水稻、捡垃圾、做沙发，他们还在意大利罢工…… 本书涉及大量中国的民族工业巨头，他们的欧洲据点有很多是在意大利，比如中国远洋、海尔、华为、钱江摩托、中联重科，还有香港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手机公司H3G。他们很富有同时又很谦虚，他们拯救了许多欧洲老字号。 这本书涉及中国人在意大利从事的各行各业，在山区开采大理石的石匠、稻田里的除草工、垃圾处理厂的工人、沙发加工、皮革作坊、服装工厂、酒吧、餐馆、理发店、中国产品的批发生意，等等；还有浙江人的民间信贷体系、海外华人的宗教信仰，还有意大利的工会组织带领中国工人进行的罢工活动。本书还以特别的关注对中国移民的后裔“第二代”做了多方面的调查。

内容简介 《国家与教堂:21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映像》主要内容简介：透视新世纪开局十年，通过社会、高官、佛教与天下，刻画出当下中国的概貌和心灵，重新认识我们自己，考量、追问中国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把我们丢失的钥匙找回来。 编辑推荐 《国家与教堂:21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映像》：在这里，读懂中国。

著名作家梁晓声10年力作 一部后毛泽东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分析 只有懂了这个社会，你才能无往不胜 当官的看了知道怎么当官，经商的看了知道怎么发财读懂30年来的中国，300年来的中国社会，3000年来的中国人 在中国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了解这个社会 --------------------------------------------------------------------------------------------------------- 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已经阶层化了。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咂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商业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 《当代资产者阶层》 将上海人与广 州人、福建人相比，后者们即使已然是成功的“买办”了，可不知为什么，总使人感到他仍只不过是“打工仔”。而上海人，哪怕他明明只不过是境外商家的“打工仔”，却总企图以他后天不知从哪儿模仿来的所谓“儒商气质”——向你表明他是一位大“买办”。 《当代“买办”者阶层》 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不可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好比一个三岁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到舒服，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阶层意识的本能，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 《当代中产者阶层》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如果竟不被那么看待，他心里就不免的有几分不痛快起来。如果他是他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内的官，他将很在乎他在世人眼里，是否区别于他的同行，是否被认为比他的同行高一等。 《当代知识分子》 中国“农民工”，明摆着目前是享受“改革成果”最少最少的族群。并且其总体上，完全可能成为将来之中国另一为数庞大的贪穷族群。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既然大多数的他们并不在乎和计较叫他们“农民工”，社会无妨还那么暂且叫着。 《中国农民工》 邓小平生前也曾说过——中国要出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很可能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担心的，是发生前苏联那样的事情。然而，中国共产党也可能在非常巩固地掌握着政权的情况之下，政权被某些官员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两面化了。一面做给自己的党和全社会看；而另一面隐蔽地、贪婪地、不断地左右结网，上下结网…… 《中国当代“黑社会”》

2011年，基辛格、李稻葵、弗格森、扎卡利亚齐聚加拿大，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芒克大辩论，这是一场影响全球的世纪大辩论， 受到广泛瞩目。 在辩论会上，四位全球精英唇枪舌剑——21世纪属于中国吗？中国问题到底该怎么办？ 经济辩题 中国如何能保持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只能坐世界经济第二把交椅，而无法问鼎世界经济之冠？ 中国应该如何管理好巨额的外汇储备？ 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金融风险在哪里？如何应对这种风险？ 面对环境污染、盲目投资、诚信危机，如何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外交辩题 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才能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崛起是否会挑战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在处理中国周边热点问题时，中国的最佳策略应该是什么？ 21世纪，中国将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为了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民生辩题 中国的收入差距为什么也会越来越大？应该如何解决？ 中国民众的声音如何才能被广泛的传达？ 中国很快将面临人口红利消失、未富先老的严峻局面，这是杞人忧天吗？ 21世纪的中国将如何解决人口问题？

中国，这个古老与现代并存的国度，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热潮。自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间，伴随着城市挖掘机的轰鸣声，一座座新兴城镇拔地而起。在这30年中，中国的大小城市已容纳了五亿新增居民。到2030年时，这个数字将达到十亿，占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 中国，早已启动了全面城镇化进程的“和谐号”快车，其承载的是亿万中国人的希望之梦，以及说不尽、道不完的个中故事。 在中国，城镇化发展带来的，是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它打破了城乡二元化的平静，在勾起了人们欲望的同时，也强迫着大批农民背井离乡，远离土地，到城市去寻觅自己的生机。这些城市移民者们的生存之路，与中国不断深入的城镇化发展一样，走得并不平坦。 本书结合国内外媒体报道和新近研究成果，以一个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西方人的视角，对中国在城镇化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未能从中获取充分的经济及社会回报，进行了冷静、理性地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务必要寻找到更健康、更具有包容性，也更持久的城市发展模式，只有这样，中国的城市才能真正实现文明，并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收集郑也夫老师2006年7月至2011年元月的杂文107篇。

在本书中，作者以坦荡的心怀、冷峻的文孚，描绘了二十五种中国人，写尽人性的荒谬和病态，笔触所及，透辟入里，忍俊不禁之余，令人掷笔三叹。国乏信仰、人乏信念的悲哀，却又激唤起作者反抗荒谬、反抗绝望的不解追求，发人深省。作者在文中着墨之处主要不是人性之恶，而是人性之丑。作者在深切的爱中把自己审丑的结果，奉献给那些干净的孩子们和尚未被社会污染的纯洁心灵，愿他们与种种病态人格保持批判性距离，让自己的人生具有别一种境界。

《所谓大国:大时代民族之癫狂症批判》作者是知名教授、学者张鸣的最新力作，也是继其力作《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空白处》《五四危局》等畅销书之后又一部犀利的批判式著作，面对自我感觉良好的不得了的国民们，张教授给中华民族把脉，开出了一剂猛药，告诉读者：我们现在内忧重重。作者用比以往更犀利的笔锋拷问着这个失败的大时代下民族的癫狂症所在，读来令人畅快淋漓。

《中国的忧伤》是国内知名学者、伦理学家何怀宏教授思考和评论中国社会道德现状与前景的一个记录和总结。《中国的忧伤》从生死、医疗、教育、法治、历史传统等方面出发，揭示出在盛世中国的当下，社会依然存在的伤疼，在分析批评社会中种种不公、暴力、腐败、偏见等不道德的现象的同时，呼吁坚守制度与个人的伦理底线，做一个有道德的中国人。

著名学者丁学良教授，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讲述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美国、亚洲、欧洲、澳洲等国家、地区的游学历程，其中既有与世界顶尖学者的近距离接触，也有对于世界精英学府的亲身体验，既有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敏锐分析，也有对于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无字大书"的酣畅漓淋的体悟。《我读天下无字书》内容丰富，叙述生动，视野宏阔，论述精到，是不可多得的学术文化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