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面面观》是派伊的重要著作，也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部代表之作。该书出版于1966年，系派伊在一系列重要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是作者十余年研究心得的结晶，也是集中体现派伊政治发展理论的一本代表著作。此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却很丰富，举凡政治发展各重大问题几乎都有涉及，而且颇多启发性见解。第一部分阐述了理解发展过程的一般问题，第二部分则涉及一些更为专门的发展政策问题。全书的焦点集中在对过渡社会中民主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展望之上。应该说，该书是政治发展理论不可多得的作品之一。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是从行为方式的视角对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进行概念化的首次尝试。尽管中国并没有一种联邦形式的政府体制，但作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日益遵循联邦制的原则在运作。联邦制作为中国的一种运行机制被置于研究之中。作者将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定义为“行为联邦制”，并在书中对它的起源和动力做出详细的分析。这一体制主要由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驱动——政府间的放权化和全球化。当1980年代实施的经济放权导致“行为联邦制”的形成时，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加速了这一过程并越来越施加影响，使之表现出制度化的趋势。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民主资本家的神话 ; 绕过民主: 政权稳定、非正式制度及政治变革 ; 中国私营经济的非正规及正规的复活等。

《改革及其敌人》是“郑永年看中国”系列之一，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关于中国国内政治（主要是政治改革）的评论文章。 毫无疑问，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政治改革的进程。但恰恰对于政治改革，中国社会的共识越来越少。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论越来越　空，越来越情绪化。本书作者郑永年先生认为，无论是左派的恐惧主义还是右派的幻想主义，都没有出路。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而改革如何进行，又不能不顾中国现实，牢牢抱住西方的教条。中国必须根据自身的　政治传统和历史轨迹，找出适合自身条件的改革途径。这是一项充满矛盾和困难的伟大事业，处处呼唤着政治家的理性、魄力和自我约束。 本书围绕政治改革这一宏大题旨，按照变革中的精英政治、腐败治理、渐进开放、意识形态重建、民主的中国模式、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等重要主题，对中国式政治制度建设作了独立、独到的探索。

本书系统阐释了中国思想库在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实现影响力的机制。作者从公共政策基本理论出发，结合社会资本、知识运用、社会结构等相关理论，构建了一个解释中国思想库影响力的理论模型。 本书的突出特点是对理论模型进行了细致的实证检验和案例分析。一方面，对中国25个省市的思想库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另一方面，通过3年多时间的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详细考察了六个典型思想库的运作模式与特点。 本书适合公共政策学、社会学和中国问题研究等领域的学者和爱好者阅读，对政策研究机构、软科学研究机构以及旨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政府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具有参考价值。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i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from their beginnings at the end of 1978 through the completion of many of the initial reform measures during 1993. The book focuses on industry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using these to describe reform strategy in its entirety. In addition to being a thorough and reliable guide to the specifics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the book highlight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ese reforms that differentiate them from those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reforms is not the result of carefully plotted strategy, although in hindsight the reforms seem to have added up to a coherent package. Perhaps most important in its connotations for other changing economie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shows that gradual change of a command economy is feasible.

《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以对谈的形式，讨论了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涉及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路径、国家产业战略、中共执政能力、民主政治建设、中国民族主义、地缘环境和外交战略、社会核心价值观等等话题。谈话对象均为思想界的优秀战略理论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具备在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的战略眼光，因此不乏真知灼见。同时，各种观点形成争论，批评性中蕴含建设性，体现出真正的战略开放思维。当代中国的急剧转型和迅速崛起，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也期待着更多具有战略高度的思想和思想家。

本书纵观了从汉代到本世纪上半叶民间宗教教派的历史以及与佛教各宗、道教、儒教、秘密结社、农民战争的关系、印度教的历史等。全书共20余万字。该书系美籍加拿大学者欧大年的学术代表作,197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全书共分9章。

Tucson Citizen, August 21, 2008 “[Leonard’s] excellent new book is essential reading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changing global landscape of the next century.”

当代中国为何会赢得世界各国那么多的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为何会招来国际舆论那么多的议论？是因为中国令人意外的发展成就和社会问题，还是因为出乎意料的中国崛起和中国崩溃的议论，或是因为中国潜在的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 通过阅读本书，您会对上述问题有个清晰的认识。其实，中国吸引力的关键原因是“中国不一样”。每个国家说起来都“不一样”，但中国的规模和影响力显然最突出，“中国不一样”的核心是中国的“制度与文化的组合”不一样。中国吸引力的关键原因，是中国的这个“不一样”所包含的种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震撼和焦虑。焦虑，往往比震撼更加持续有力。 本书一方面回答了“中国为什么不一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回答了“谁有可能实施什么方案”的问题。通过一种远距离观察中国的理论视角，本书将读者心目中非常熟悉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多少有些“不一样”却更加逼真的中国！

本书取名“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为了激起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要警示国人，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民族企业，彻底丢掉幻想，在认清帝国主义新本质的前提下，与之进行有效的竞争和合作!在当下的全球性时代，力争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之一，才是我们的理性应对之道。 郎咸平在本书大胆提出“新帝国主义”的概念。他说，不管是轮胎特保案这样的国际贸易纠纷，还是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一系列并购动作，都是西方国家战略在起作用，是“新帝国主义”盘旋在我们的上空。他指出，国内的水价、油价、粮价变动的背后，是外国资本和国家机器之间娴熟而默契地配合。驱之不散的“新帝国主义”阴云笼罩的不只是我们的几个民族企业、几个典型案例，而是中国整体经济的未来之路。 本书重点分析了“力拓间谍门”、“汇源收购案”和“四大粮商”发动的粮食战争等，试图解释给读者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真内幕。 请听一个经济学家的良心话！ 看“新帝国主义”如何算计中国！ 看郎咸平如何揭开外资的真相和现代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以及他们疯狂的掠夺行为。

针对30年来我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在2007年举办了一次大型研讨会。来自海内外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多位学者参与了研讨。 盘点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教训，大体上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视角。在精神文明的范畴里。价值观变迁显然是个核心话题。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下半期。价值观的“混乱”或者“混战”是我国人文社科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整合社会关系，阻止其恶化和分裂，反映社会生存的需求。缺少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没了“主心骨”。针对30年来我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在2007年的夏秋之交，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大型研讨会。来自海内外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多位学者参与了研讨。此书由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编辑而成，整体地体现了近30年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学者们在价值观问题上的真知灼见，颇具思想性和启发性。 文摘 体制和机制逐步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的困难。而在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另一方面，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后，极大地发展了经济社会等项事业，但也走了弯路，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度停滞，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性挑战和压力。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下，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深刻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进程中面l临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而资本主义为什么在发展进程中又起死回生，表现出新的发展势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怎样才能克服困难和挫折，发展起来，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引出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引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走改革开放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抉择。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们来说，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这就必须首先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又要依次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而上述三个问题最终归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归结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依次提出，而又依次得到回答，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又不断地得到新的解决。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已经创造性地并将进一步深人地回答这一系列重大历史性课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科学地破解了这个课题，邓小平理 于是，经历了最近三十年的变迁之后，在物质生产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之后，“发展”、“改革”、“与国际社会接轨”这类一度被视作天经地义，拥有社会共识的词汇丧失了原有的磁力，而中国式保守主义思潮开始自下而上地兴起。一个潜在的“中国学派”呼之欲出了。 中国式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有三个。(1)要求重新评估中华传统政治文明，将三千年与最近三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既然传统政治文明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存方式的结晶，就不能用一个西方的负面概念“专制”来简单地概括和否定。(2)要求重新评估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建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前三十年的传统貌似与“改革”相左，却为中华由小农文明跨人工业文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3)要求重新评估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将其不仅与新中国六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而且与新中国的挫折连在一起。西方文明趋于极端，不仅激励进步，也带来掠夺和异化；不仅应当学习，而且还可以批评。 仅仅将这种中国式保守主义思潮斥为“极端民族主义”是无益的，这思潮的崛起有国内和国际的思想基础。 在新的三十年开始之际，“否定之否定”的轮回开始出现，批判精神再度兴盛。在城市，批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以及对国际需求的依赖和对国内需求的轻视。在乡村，批评以“海选”和“费改税”为名的改革摧毁基层政权，使政府在乡村沦为空中楼阁，把权力真空留给黑社会和外来宗教势力去填补。当传统的工农联盟丧失了基层政权这条纽带，农民的利益与国内和国际资本求扩张的利益就经常呈对抗性质。于是，“发展”和“改革”不再拥有绝对的政治正确性。“发展”依然是目标，但“发展”必须以“和谐”为前提。“改革”依然有正当性，但破坏了社会和谐的改革也是改革的对象。于是，追求“社会和谐”开始崛起为一股官民共有的强劲思想潮流。换言之，随改革开放进程而来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分裂危险是中国式保守主义兴起的国内因素。 在这最近的三十年，市场的全球化提速和互联网技术的崛起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价值观与国内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联系日益显得含糊不清，反而与全球生产体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相关，与世界体系内的霸权话语系统密切相关，与西方的“自由民主”霸权话语系统密切相关。一批激进学人把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一切成就归于哈耶克，一切弊端归于现存的党政制度，急不可耐地要求“改革闯关”，要求照美国政府的模样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变革。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解释在现行党政体制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反倒成了他们遇到的最大障碍。1987——1989年间风靡我国知识界的理解是：没有政治“民主化”(可以读作竞争型选举)，就没有经济市场化。历史证明，那时的流行理解大错特错，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选举化并无必然关系。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还认识到，完全的市场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也不值得追求。而今仍有激进学人试图把西方政治学里的“合法性”观念套用于我国社会，继续论证社会关系多样化与奉行多党选举政治必然联系的“规律”，证明竞争型选举能减少腐败的“规律”，证明只有竞争型选举才有政府“合法性”的“规律”。但在逻辑和历史面前，这种“规律”业已阵脚大乱。最新的趋势是放弃论证“规律”，号召信仰和服从“普世价值”。谁坚持“实事求是”，不与西方富国俱乐部同声高喊“自由、民主、宪政、人权”之类的空洞ISl号，就给谁扣上“反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大帽子。这大帽子背后的诉求很简单，很明确，就是进ISl多党竞争的选举政治，就是拆掉现有的党政体制，直把北京变台北，拆了故宫建白宫。信仰‘‘普世价值”与当年信仰我国体制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毫无二致；有些支持者甚至还重复了类似当年“就是好，就是好”的“不言自明”。为什么这种似曾相识，被当年知识界严厉批评为“强词夺理”或者“蒙昧主义”的论证方式能回归?自冷战以来，核心价值观不断被抽象化、符号化，逐渐成为生存方式的图腾，阵营间对抗的利器，乃至民族兴衰的原因。换言之，符号化的核心价值观被从本国的基本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国际斗争的战场，成了撬动基本社会关系的杠杆。苏联不是被经济挫折打败的，不是被科技创新打败的，也不是被陆海空军的武器打败的。苏联是被观念打败的，是被符号打败的，是在解构和建构核心价值观的混战中采取鸵鸟政策而失败。苏联输掉的是“冷战”，但损失的惨重程度却远远超过“热战”。于是，在思想战线上和世界体系中求生存、求独立自主，就构成了中国式保守主义兴起的国际因素。 否定是思想解放，否定之否定还是思想解放，是新一论思想解放的标 志。是自信地总结“中国模式”的起点。 有些社会关系是基本的。基本的社会关系不稳定，社会就不团结，就陷于分裂。我把基本的社会关系分成七个层类：(1)个人与他人的关系，(2)人与自然的关系，(3)个人与群体的关系，(4)群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5)人民与政府的关系，(6)人民与国族(国家政治疆界内的所有公民，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的关系，(7)国族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对应这七层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我把社会核心价值观分成七层：(1)道德观、(2)自然观、(3)群体观、(4)整体观、(5)政治观、(6)国族观、(7)世界观。当代每个国族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都是以道德观为核心构成的七层同心圆。 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通常不足以撼动基本的社会关系。但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却是脆弱的。核心价值观因一些神话式的典型符号而在社会中流行，而现代的社会大众传媒可以在很短时间里解构或制造出大众神话，导致核心信仰符号的变化。核心信仰符号的变化能够撼动基本的社会关系，使这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紊乱，甚至使超级大国出现玛雅文明那样的自杀行为。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就是人类的基本道德。人类的基本道德，正如《圣经》中的“十戒”所言，是禁止杀人、抢劫、偷窃、欺骗、遗弃、强奸。道德的存在区分了人与动物的行为，也是人类社会普适的，见于中外各种古老的习惯法之中。 “食色，性也”，理性地追求物欲享受是人的动物本能；为此孔子曾哀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价值观不是本能，是人类进化出的观念，即“人性”。有了道德约束，人类就脱离了动物世界，高于动物世界。然而，一夕之间，我国冒出了对“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之类的绝对信仰，赞美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下的“自由”和“理性”，开始流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心灵里的普世道德迷失了，社会就出现分裂堕落的危险。尽管我国前三十年里有此偏差，但最近的反弹是强有力的，国人在汶川大地震中展现的爱心惊天地、动鬼神，证明我中华社会的道德基础依旧牢不可破。诡异的是，我国居然有大型媒体把这人道之“爱”的道德看作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结果，而我国至今还有待“启蒙”，有待与西方“接轨”，有待西方“普世价值”的光芒普照。这与断定墨子和孔子是康德的儿子一样荒唐。“泛爱”，只是在抽象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普世的。爱心主要与社会是否失序有关，也同道义文化的历史沉淀有关，还同自身生活圈的范围有关。生活圈的范围与通讯和交通手段有关，还受生活圈的界限约束。民族国家的疆界由重兵把守，是人类福利的主要界限，也就成为爱心的主要界限。

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即将由中低收入迈进中高收入行列。回顾历史，一些成功启动工业化进程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些国家，则相对比较顺利地跻身高收入行列。中国的前景如何，是否会落入拉美等地区曾经遇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否能顺利进入高收入社会？这是这一段时期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陷阱还是高墙？》以工业化能否顺利推进为主线，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数据，比较了30多个较大经济体的经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将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经验与中国的情形相比较，认为，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前，中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国也面临真是严峻的挑战，即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之后，如何有效缓解该阶段积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并切实转变增长方式，进而顺利跨越高收入之墙。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中国模式前景如何？本书收录世界知名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思考和发现，主要从“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模式”的经济维度、“中国模式”的政治维度和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模式”等四个方面加以阐释。所选文章均为外籍学者对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进行学术探讨的第一手资料，集中呈现了海外学界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细节。

中国最后也是规模最大、变化最快的一次城乡大变迁和财富大洗牌，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将因这场城市化浪潮而改变。 中国的很多事情往往让大多数人看不懂，一边是实际城市化率才35%，很多人在抱怨城市高房价买不起房，另一边却出现大量的房屋过剩，甚至于出现几乎整座新城空置的空城、鬼城现象。 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城市规划对于人口规模预判不准确，甚至根本无视“人聚财才聚、先有人后有城”的城市发 展规律，从政府到开发商，迷信政府力量，却不知道不符合城市和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的一切行为，都会遭到规律无情的惩罚。

随着十八界三中全会公告和《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决定》的公布，中国新一轮改革已经开启。国人的关注点也由是否重启改革转变为如何落实中央的政策。根据这一特点，本书选取各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企业家，就其所从事的研究、行业献言献策。为了力求拨开改革的迷雾，推动社会将改革的道路坚定走下去。书中选取的文章尖锐而犀利的指出中国在各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当采取的措施，学者、企业家思维力度之强，行文尺度之大，充分展现了改革的勇气与智慧。

《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共收入14篇已在各类权威、核心经济管理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涵盖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特色的经济联邦制，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中国的官员任期、流动与经济增长，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经验研究，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分权竞争、政府治理与基础设施的投资决定，财政分权与中国地方政府支出效率的改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地方政府开支与财政自主，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等。

As unprecedented waves of young, rural women journey to cities in China, not only to work, but also to “see the world”and gain some autonomy, they regularly face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as well as deep-seated anti-rural prejudices. Based on immersive fieldwork, Cara Wallis provides an intimate portrait of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for a group of young women engaged in unskilled service work in Beijing, where they live and work for indefinite periods of time. While simultaneously situating her work within the fields of feminist studies, technology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Wallis explores the way in which the cell phone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transforming social structures and practic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ways in which mobile technology enables rural young women—a population that has been traditionally marginalized and deemed as “backward” and “other”—to participate in and create culture, allowing them to perform a modern, rural-urban identity. In this theoretically rich and empirically grounded analysis,Wallis provides original insight into the co-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and subjectivity as well as the multiple forces that shape contemporary China.

《通往和谐发展之路:国民利益政策报告》是一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专著，涵盖的内容有城市化、土地制度、公司治理、财政改革、法制建设、城市环境、医疗改革等方面。作者包括茅于轼、胡景北、盛洪等十多位当代著名学者。在《通往和谐发展之路:国民利益政策报告》中，学者们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验和教训，通过翔实的数据和独到的分析，指出我国面临的挑战和应对之策。

在汗牛充栋的中日关系研究成果中，来自欧洲（法国）的亚洲问题专家对中日关系的论述可谓少之又少。迈耶教授的这本新书客观地介绍了在未来几十年亚洲一体化过程中，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主要大国在这个将要形成的新的亚洲共同体中各自的拥有的优势和不足，描绘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亚洲重要角色在未来二十多年中可能出现的场景，为广大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美国学者之外，既没有亲中倾向也没有亲日倾向的，来自法国或者说欧洲非盎格鲁撒克逊语系视角的中日关系的研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