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立言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本书系作者的论文集，总共收入他的十篇论文，作者从族谱和案例着手，研究宋代的家族、家庭，探讨宋代社会生产发展对宋人的社会生活产生的具体影响。作者重视真人真事的案例，他的研究充分探究了法令变化的深刻社会意义。本书论述透彻，印证材料丰富充实，广泛吸取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这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对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清代人物传记书。八十卷。不著撰稿人。卷目列宗室王公三卷，大臣划一传档正编二十二卷，大臣传次编十卷，大臣传续编九卷，大臣划一传档后编十二卷，新办大臣传五卷，已纂未进大臣传三卷，忠义传一卷，儒林传四卷，文苑传四卷，循吏传四卷，贰臣传二卷，逆臣传一卷。记录了自清开国功臣费英东、额亦都起，直至清末李鸿章等为止的二千八百九十四篇传记。其根据大体出自清国史馆《大臣列传稿本》、《满汉名臣传》和《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清代的传记书，就目前而言，当以《清史稿》和《清史列传》收录最为齐全。但《清史稿》的多数传记叙事简略，《清史列传》一般要详尽得多，在某些方面还可纠补《清实录》中的缺失。该书于1928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后经校点，分八册由中华书局再版。1987年，中华书局分二十册出版王钟翰点校本，是为最新版本。

魏晋处于汉唐帝国之间，是一个解构与重组的时代。在解构与重组的过程中，许多矛盾现象杂呈，最显著的是儒家思想失去其原由的权威地位，原来在经学笼罩下的其他学术，纷纷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但由于史学和经学的关系过于密切，所哟史学独立的步履缓慢而迂回。但在史学主流的编年和纪传二体之外，却出现了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不过，这许多新史学写作形式的思想根源与社会基础，都深植在魏晋时代之中。逯耀东教授以其多年治魏晋史学的经验，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与流变，对这个问题作了较深层次的探讨与分析。 逯耀东教授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四十馀年，范围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史、现代史学、中国饮食文化史。擅长历史随笔、文化散文的写作，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历年所撰史学论集、散文集二十馀种。本书为逯耀东教授研究魏晋史的代表作，广为学界所知。该书着重考察这一时期史学主流之外出现的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流变，探讨这些新史学写作形式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

杨联陞先生《1914—1990》，字莲生，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在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嗣后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系，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即留哈佛任教，五十年代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晋书食货志译注》、《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中国制度史研究》、《汉学散策》、《汉学论评集》、《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等。在论其生平与学术的文字中，

人类群体组织，不论是在哪一个层次，小而社团，大而文化系统，都有盛衰，未见稳定不变的群体，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涵盖了人类历史上大大小小、无数的离合悲欢。自古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其实都在致力叙述千类万绪的变化。“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不少前辈曾提出不同的解释，以说明人类历史如此多变。我们若从系统结构的内在性质观之，或也町以作为解释历史变化的一个角度。本书诸篇论文，有的是讨论国家制度，有的是叙述文化现象，不论是有关封建体系、文官制度、国家权力，或文化兴衰，大致都是该一层次的复杂系统，其旱现的结构，只是稳定状态当有的情形。接之历史，这些系统都无不时时在变动之中，冈此而各有其衰退、败坏，甚至崩解塌陷。 目录 新版序 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代序) 试拟中国社会发展的几个论点 中国古代民族的融合 关于《商王庙号新考》一文的几点意见 《殷历谱》气朔新证举例 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 周东迁始末 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 两周农作技术 两周的物理天文与工艺 周代的衣食住行 周礼中的兵制 从《周礼》中推测远古的妇女工作 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 春秋政制略述 战国的统治机构与治术 先秦诸子对天的看法 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 秦汉知识分子 汉代家庭的大小 汉代的精耕农作与市场经济 三国吴地的地方势力 说史德 一位20世纪的史学家——比兰 沈、赵合编《中华农业史论集》前言 跋居延出土的寇恩爰书 社会学与史学 在史学领域漫步

臺大學生口耳相傳「四年修不到，成終生遺憾」名師！超過43000人爭相搶修的超人氣課程，首度結集出書！歷史上成功和失敗的關鍵究竟何在？如何在巨變時代中找到一條出路？他開啟了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代，還是最壞的時代？他的一生就彷彿一面鏡子，映照出人性的幽暗和光明……秦始皇十三歲繼位，二十二歲剷除權臣親政，這個在巨變中成長的中國第一位皇帝，不僅結束了一個綿延千年的舊時代，也開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為了邁向成功，他時時刻刻克制自己的感情。為了統一天下，他忍辱負重，禮賢下士，不計出身和國籍，重用任何對自己有利的人才。為了子孫久長，他事必躬親，貫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強勢改革，帶給後世深遠的影響。但最後他所得到的結局，卻是身腐屍臭，斷子絕孫。他強盛的天下，他珍視的帝國，在一生中最信任的三個人聯手背叛他之後，短短三年便一敗塗地、灰飛煙滅。回顧秦始皇充滿爭議又波瀾壯闊的一生，讓我們不禁思考：像他這樣聰明絕頂、意志剛強的人物，為什麼會讓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向滅亡？他究竟是殘酷無情的暴君、剛愎自用的昏君，還是一位勇於改變世界的強者？如何學習歷史，才能對我們的人生有用？成功與失敗的關鍵，究竟何在？在這個價值混亂、年輕人彷徨不安的巨變年代，藉由本書精闢的剖析，重新理解秦始皇一生的抉擇和成敗，作者將帶給我們一個你從未思考過的嶄新歷史視野！

本书篇幅较大，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从3世纪罗马世界的政治危机、蛮族入侵、经济衰退、文学艺术颓落等等到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社会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种种变化及其影响无不包含在内。此外作者在撰写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注释，客观上为读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阅读书目。

新清史着重强调了清帝国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倾向于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史。或从满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及其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把清朝置于内亚的空间，放大可汗体制对清朝的影响，但其否认满族的汉化过程，否认满汉双向互动中的民族融合与文明共生，显然难以让人信服。本书除了选辑国外新清史研究代表性论著，还汇集国内学术界的相关论述与评议，对前者的某些理论进行尖锐剖析，期待以此深化中国史尤其是清史研究。

20世纪初，夏曾佑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开创了以新的章节体载撰写通史的先例，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编写史书的主要体裁。在夏曾佑之前，国内已经有人用新观点、新体裁写出了新式的中国通史。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影响更大，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近代的“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 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成绩显著，名家辈出，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总结，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旨在系统地展示上个世纪的史学成果，把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奉献给读者。

查士丁尼时代是拜占廷历史上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阶段，对于这位皇帝的内外政策朝野中反对者可能不乏其人，特别是具有贵族背景柯比对这位农民皇帝心存不满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如何做到在白天低三下四地恭维皇帝，而在夜晚恶狠狠地大骂同一个人呢？他怎么能同时写下充满了无限憧憬和无比痛恨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他是不是真的像布瑞猜测的那样得了人格分裂的精神病？普罗柯比的《战史》写作风格承袭古典名著，历来被奉为拜占廷史书中的经典之作，而他的《建筑》一书除了有古典史书的遗风，又多了一层献媚于吹捧的色彩。这两部书基本上围绕着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铺陈。然而，《秘史》放弃了叙事风格而转向了对当权人物的诋毁与谩骂。尽管，他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到了他这样做的原因能，“众所周知，当某些人在世时，按照历史家本应该做的那样去记载其真实言行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他们的同谋就会发现，并且置我于最悲惨的境地”，但是，他所涉及的人物、它使用的语言、他写作时的情绪等等，是读者感到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普罗柯比及其《秘史》 前言 第一章 伟大的贝利撒留将军是如何被妻子蒙蔽的 第二章 迟来的嫉妒如何影响了贝利撒留得军事判断 第三章 阻止女人耍阴谋的危险 第四章 赛奥多拉如何使非洲和意大利的征服者蒙羞 第五章 赛奥多拉如何哄骗将军的女儿 第六章 皇帝查士丁的无知，以及他的外甥查士丁尼如何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第七章 蓝党的暴行 第八章 皇帝查士丁尼的性格与外貌 第九章 最邪恶的妓女赛奥多拉如何赢得了查士丁尼的爱情 第十章 查士丁尼如何制定新法以允许他娶那个妓女 第十一章 信仰的捍卫者如何毁灭了他的子民 第十二章 论查士丁尼和赛奥多拉是披着人皮的魔鬼 第十三章 暴君的虚伪、和蔼与虔诚 第十四章 贱卖与正义 第十五章 罗马公民们是如何全都变成奴隶的 第十六章 失宠于赛奥多拉的人的遭遇 第十七章 她如何从罪恶的生涯中拯救了五百个妓女 第十八章 查士丁尼如何屠杀大批民众 第十九章 查士丁尼如何夺取和挥霍罗马人的财富 第二十章 败坏司法大臣的职能 第二十一章 天税及边境上的军队如何被禁止惩罚入侵的蛮族 第二十二章 高级公职中更多的腐败 第二十三章 土地所有者们如何破产 第二十四章 对士兵的不公正的待遇 第二十五章 查士丁尼如何盘剥自己的官员 第二十六章 查士丁尼如何破坏城市的面貌和劫掠穷苦人 第二十七章 信仰的辩护人如何保护基督教徒 第二十八章 查士丁尼对罗马人法律的违背和犹太人如何因为吃羊肉而受到罚款 第二十九章 揭示查士丁尼是一个说谎者和伪君子的其他事件 第三十章 查士丁尼与奥塞多拉德其他创新 相关书目和论文 索引 后记

1951年春天，中国现代史上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熊十力，就中国古代文化资源和民主政治之关联写下七万字长信《论六经》，呼吁“中国五千年文化，不可不自爱惜”，并认为“《周官》本为民主主义”。 本书的叙述便可追溯至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文。两位作者被此湮没的思想事件所震撼，试图接续熊十力先生之愿，重新解读、讨论《论六经》。他们甚至更进一步，除以中国数千年历史为背景，逐字逐句释读《周官》，详尽复原其本意外，更以今人之立场比较《周官》政治制度设计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异同。 本书对《周官》的释读，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早已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制度民主思想。虽然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间，它遭到了摧残、扼杀和阉割、篡改、歪曲，但仍不绝如缕地被传承了下来。这一“接续”的努力，或可为现代中国的转型找寻到一份宝贵的本土资源。

本書以人類學的游牧社會研究為基礎﹐重新詮釋考古與文獻所見的漢代中國北方三種游牧人群社會――草原游牧的匈奴﹐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與森林草原游牧的鮮卑與烏桓――以及他們與漢帝國間的互動。本書說明這些游牧人群﹐為了適存於華夏邊緣形成所造成的新情境﹐而發展各自的專化游牧生計﹐並形成特定社會政治組織﹐西羌的「部落」﹐匈奴的「國家」﹐以及烏桓﹑鮮卑的「部落聯盟」。他們藉此與漢帝國互動﹐在漢代形成不同的北方華夏邊緣﹔後來這三種北方華夏邊緣﹐又不同程度的延續至明清時期。 --------------- 本书简体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12月率先推出，但内中是否有所删节修饰，则留待读者诸君自行比勘了。

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历经多年遍访中国上古以来重要的城址、战场、祭祀遗迹等，在旅行日记和考察记的基础上，写作《我们的中国》。书中从禹贡九州，讲到周秦的两次大一统；从寻访孔子和秦始皇、汉武帝的足迹，到中国的山水形胜、岳镇海渎；最后还论述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地理问题。 经由此书，中国自上古以来的人文和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大地上的维度。《我们的中国》是李零在《我们的经典》之后，又一部研究中国的巨制。

本書中討論的是什麼是「中國」，現代中國是怎樣從古代中國逐漸形成的，這個包含了眾多民族、複雜文化和龐大疆域的「中國」，在當下面臨著什麼樣的問題？研究中國歷史繞不開這些大問題，觀察現實中國也不能迴避這些大問題。最近，迅速膨脹的中國面臨的嚴重問題之一，就是中國與亞洲和世界，究竟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如何相處？我們要承認，現代中國已經遇到很多麻煩，比如高句麗問題、東海與釣魚島問題、南海與西沙、南沙問題、外蒙古與內蒙古問題、新疆的東突厥運動以及伊斯蘭教問題、西藏及藏傳佛教問題、中印邊界問題、台灣問題，甚至還有可能死灰復燃的琉球問題等等。 當我們討論「中國」時，也不可避免會涉及「亞洲」的鄰居，比如日本和韓國，甚至涉及到西方世界。生活在這樣一個互相聯繫又互相依賴的世界裡，我們希望反思歷史所帶來的理性，可以讓我們抑制情感驅動的民族主義立場，在同一個世界中彼此尊重。 這本小書中討論這些關係到你、我、他的大問題。本書從「歷史」出發，不僅通過歷史知識認識自我，而且通過歷史知識與周邊鄰居形成一些共識。

《竹书纪年》原本据说有三十篇，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史事，其中从周幽王开始用晋国来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魏襄王二十年便滑再纪下去。《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这部史书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被称为《汲冢竹书》或《汲冢纪年》。一般称为《竹书纪年

★ 全球著名史学家亨廷顿、许倬云等关于气候改变历史的代表作，首次结集，独家引进出版。 ★ 成吉思汗征服了欧洲，最终却被气候征服；17世纪中国（明朝）和世界的普遍危机，气候居然是罪魁祸首……大师条分缕析，讲述气候角度的世界史。 ★ 雾霾等恶劣天气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历史？本书将给予现代人以历史学家的思考与启迪。 ★ 历史研究者、历史院系学生、历史爱好者，了解世界环境历史最新成果的必读书。 环境历史学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地域界限，让人回归到自然中，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由此产生的人类历史。《气候改变历史》一书遴选了气候影响历史的代表性文章，话题涉及全球范围。以环境历史的开山人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为起点，分别介绍世界气候的历史变化、气候对世界格局和文明形成的影响、气候对西方殖民历史的影响、中亚少数民族的大举迁移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气候在复杂性社会瞬间崩塌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等。本书入选作者，除人们耳熟能详的史学大师亨廷顿、汤因比，其他人亦称当代重量级的环境历史学家，特别是约翰•Ｆ•理查兹（John F. Richards）、阿尔弗烈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马立博（Robert Marks）几位，还有中国读者熟悉的台湾学者许倬云，都在环境历史上富有建树，他们叙述历史的方式，让我们耳目一新。这本书的选译宗旨在，向读者展现一个更为新颖、更为宽广的史学天地，让历史爱好者可以通过环境历史这一全新角度，去重新认识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本书共收有何兹全先生《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秦汉史略》、《三国史》、《中国文化六讲》、《爱国一书生》等六部专著和散见各报章、杂志的论文数百篇，集中了作者一生的学术成就。何先生是我国魏晋封建说的创始者和代表者。

不争两字见平生，全部工夫铸史成。 ——潘光旦（1899—1967）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教授印象记》（《清华暑期周刊》第九卷第八期，1934年） 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读书，必修课中有中国通史，教师是雷海宗先生。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我们将近一百人的一年级学生坐在生物馆的阶梯教室里，气氛极其安静，又稍有一些紧张，等待讲课的雷先生。上课的钟声还没有响，一位衣着朴素的先生走进教室，把几支粉笔放到讲桌上。他没有带书，也没有讲稿，和蔼但又有些严肃地看了看学生们，首先说了学习祖国历史的重要意义，就开始讲课。他讲话声音不高，极有条理，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写笔记。最使我们敬佩的是，一次讲课有许多人名、地名、年代，他记得那样准确，那样熟练。全年讲课都是如此。入学时间长了，接触三、四年级同学，才知道雷先生学识渊博，对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秦汉史的研究，也造诣很深，是贯通中西史学的学者。我们都为能听到他的教诲而感到高兴。 ——王永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在1932－1933年听中国上古史，1936－1937年听中国通史……在我听中国通史时，先生已编有《中国通史讲义》930叶，分订七册，供同学课下阅读。……雷先生谓世界各民族文化只有一大周，独中国文化有两大周，现在向第三周迈进。在1932－1933年“中国上古史”课上，以西晋灭亡为下限，至1936－1937年“中国通史”课上，则以淝水之战为第一周和第二周的界限。可见雷先生的观点是逐渐明晰的。雷先生说第一周是纯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第二周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第一周，除所谓史前期外，分五个时代。第二周也分五个时代。兹列简表如下： 第一周 第二周 一 封建时代（前1300－前771年） 南北朝、隋唐、五代（383－960） 二 春秋时代（前770－前473年） 宋代（960－1279） 三 战国时代（前473－前221年） 元明（1279－1528） 四 帝国时代（前221－88年） 晚明盛清（1528－1839） 五 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88－383年） 清末中华民国（1839－ ） 雷先生谓：“第一周的时代各有专名，第二周的时代只以朝代为名。这并不是偶然的事。第二周的各代之间仍是各有特征，但在政治社会方面一千五百年间可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大体上只不过保守流传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而已……只在文物方面，如宗教、哲学、文艺之类，才有真正的演变。” 雷先生说，华夏民族，在世界民族勉强，已创建了唯一的历史第二周。只是最近百年来，外力入侵，中国文化遭受极大冲击，第二周已快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创造第三周，就靠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去争取了。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卞僧慧（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我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发现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起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 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故意略于制度：“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甚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 对历代宰相制度、内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师也采取类似的简化处理。再加上采用施本格勒的形态文化史观把国史分成两大“周”，当然不免引起少数同仁的明讥暗讽。 但可喜者有三。 一、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我们那时吸取各家之长还来不及，怎会尽先去挑剔老师们的短处。 二、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个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弥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施本格勒、汤因比（Arnold To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再则，“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三十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纠正施本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学生方面，历史系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 三、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的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二十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宾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的雅斯贝斯（Karl 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 H. McNeill）等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何炳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雷先生毕生从事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和讲学，故能从世界历史的背景观察中国历史，并酝酿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求之于当代史学界，是颇为罕见的。他的历史理论脱胎于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论，而加以自己的改造，即每一种历史文化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但唯独中国的历史有两个周期，他期待着中国迎接自己第三期的历史文化。他的这一文化形态史观，可能为许多历史学家所不同意，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是启人深思的。例如，他从中国的“兵”的角度来界说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又如，他从君臣关系的演变来观察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与恶化；二战期间，他还介绍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地缘政治学。无论读者同意作者的见解与否，大概都不会不同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和思想进步的最重要的保证。以雷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学派，要不失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园地中不可忽视的一家。 ——何兆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99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曾到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案，忽然发现几份饶有兴味的文件。 1943至1944年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大意谓，中国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现在生活陷于极端困境，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其中提到闻一多罹患肺病等等)，为抢救这批对中国的复兴极为宝贵的知识精荚，建议洛氏基金会有选择地分批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既可以对他们改善生活不无小补，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直接由基金会出面，他们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议由美国国务院出面与中国政府谈，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中美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名单，再由洛氏基金会拨款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由他们出面聘请对等学科的教授。这一方案果然付诸实施，名单分A、B两批，A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雷海宗在这一名单上。其他有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应邀成行，利用这一机会，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例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英文原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冯友兰也是在这一年中开始与卜德教授合作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雷海宗先生却婉拒不就，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动员他接受邀请，但是他留意已决，终于没有去。这一情节见于基金会在华工作人员向总会汇报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务性一笔带过，未加任何评论。而这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灵震撼。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先生生活在20世纪上半期苦难的中国，大气蓬勃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文化自觉是先生思想的“大本大原”。他以世界史的眼光治中国史，给予中国史新的解释，描述中国历史文化既往历程，寄希望于未来的开展，从而为当下注入精神动力；其研究有意侧重中外比较的观察角度，但绝非盲从外国史的观念和理论，而是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独立的警觉。 ——刘桂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拣选春秋战国的历史，注目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性格和社会结构。推断儒法国家产生的渊源与性质及对后世社会的影响。本书为修订版，增添了一篇关于历史社会学学术脉络的解读。

司马迁《史记》写下了楚汉之争的千古绝唱。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列国争雄，再到统一于汉，仅仅八年。项羽随叔父项梁在会稽起兵时二十四岁，到乌江自刎年仅三十一岁。八年间，一幕幕历史大戏可歌可泣，经历了秦崩、楚亡、汉兴一系列重大转折，终于使五百余年来的混战征伐归于安定，中国历史迎来西汉的全盛时代。 历史学家李开元在研究、细读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结合文献史籍、出土文物，并实地踏查地上遗迹，揭示了一系列未解之谜。书中还描绘出众多英雄豪杰卓尔不群的面目，像以一人之力转动大局的韩信、张良、陈平，接续战国纵横家余绪的郦食其、随何、侯公等。作者对史书记述的辨正和还原，尽可能地丰富了那段历史，使楚汉相争这出大戏更为惊心动魄。